我叫李晓鹏，生于1982年，改革开放后四年，是比较早的一批“80后”。今年三十出头了。
回顾这三十多年的生活，感觉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体验到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的变迁——从原始的农耕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再到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社会。这个过程让我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认识经历过很多次剧烈的冲击和变化。
我出生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重庆和贵州的交界处。西南地区本来就是中国最穷的地区，我家在两省的边缘地区，就是穷上加穷。
那个地方群山起伏、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父亲是乡里的数学老师，但是他的兄弟和父母都在农村种地。寒暑假和农忙的时候，我也会去农村做些农活。
当时学校还有专门的假期叫农忙假——每年稻谷播种和收割的时候放假一周，中小学的孩子们都回家去干农活。不然家长们会有意见，说读书耽误了农忙，就不让孩子来念书了。
农忙时候干的活儿，劳作方式跟两千年前没有多大的区别，犁田用牛、插秧用手，收割用镰刀、打谷用架子。
小镇（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一条街，被称之为老街，都是一些老式的瓦房。街道大约只有五六米宽，但相当长，大约有一两公里，街旁边就是河，叫笋溪河。
这条街的历史非常古老，应该有一千多年了。所有的老街坊都认识。尽管物质生活贫乏，但治安良好、没什么贫富差距，大家习惯了紧巴巴的小日子，生活还算悠然自得。
1998年，长江全流域发大水，笋溪河也一夜暴涨，把我家房子冲垮了。整条街被冲垮的房子不少。洪灾过后，乡政府趁机对街道进行修缮开发，搞旅游，号称“中山古镇”。去年（2015年）春节还上了新闻联播，被当成“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的典型案例，现在就更火了。
我离开中山，是一级一级考试考出来的。当时还有一级行政区划叫做区，比乡高一级，比县低一级。
1996年去区里面读初中，1997年到江津县城读高中。2000年从县里面考到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念完大学，在博士期间去英国剑桥大学做访学。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做research fellow（大致可翻译为“研究员”）。现已回到国内，定居北京，以研究为业。
从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从两千年前的农业耕作式的生活方式，到大城市体验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又到英美感受西方现代化的生活，跟着大家一起，经历信息化、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浪潮。人类从农耕时代走到今天，走了三千多年，我在这三十年里亲身体验了一遍，这是我的最幸运之处。
第一次思想颠覆：孔子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也急剧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几次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是完全颠倒过来：以前你认为正确的现在全部错了，以前你认为是错的现在全部正确了。
而且更神奇的是：还可能再颠倒一次。
我出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五六年了。但文革(专题)的影响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材料和图书，很多家庭还保存着。小时候去小伙伴家里玩，从他家床下的纸箱子里翻一些小人书，大部分都是文革期间出版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套批判孔子的书。
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时间批判孔子，把孔子说成是很坏的一个人，是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文人，成天就想复辟奴隶制度，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坚决镇压奴隶们的反抗。
我不知道文革是什么，但小人书上的东西看得懂。小孩没有分辨能力，以为书上说的就是对的，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大坏蛋，而崇拜书里面跟孔子斗争的奴隶起义英雄。
过了几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纪录片，就叫《孔子》。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对门买了，黑白的，只能收到中央一台，而且只有晚上才有信号，周围的街坊们晚上都跑到对门去看《孔子》。
我看得半懂不懂的，但印象很深刻，因为前后对比太强烈了。这个纪录片竟然说孔子是一个伟人！是伟大的教育家，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电视里面还告诉我们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都有孔子像。
这是我第一次世界观的颠覆。
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对同一个人竟然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以前书上说他是坏人，坏透了。现在中央电视台里面又说他是好人，而且还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怎么会这样？好坏可以这样颠倒吗？
后来我上了小学、初中，接受了改革开放的标准化教育，文革的影响慢慢褪去，把文革的错误路线纠正过来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这才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对孔子的批判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产物。这些，我全都相信了，不再对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任何疑问。
在信息闭塞的小山村，对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我并不了解。在读大学以前，我从未离开过重庆，重庆市的市区也只去过那么三四次。政治课本上告诉我们，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反动的、剥削劳动人民。我对此深信不疑。
中学时期，我努力的学习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史，崇拜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政治领袖。高考的时候，我的政治科目成绩是重庆市第一名。
我家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提高很快。小学的时候还有粮票——每个人每个月吃多少斤大米都要根据粮票配额供应。在配额内，国家统购统销，价格比较便宜，超过配额的部分则花钱也买不到。
一个青少年男子的配额是最高的，一个月可以吃32斤粮。我对这个数字印象深刻，每天都盼望着长大，盼望着到了中学以后就可以一个月吃32斤大米了。但等我真的上了中学，粮票制度就废除了。
粮食放开以后，镇上也通自来水了。以前是自己去河里挑水，家里有个大水缸，慢慢镇上开始修自来水管了，一家一户铺进来。
后来政府又投资建了电视转播站，买了卫星信号接收器，给家家户户接入有线电视。我们家也买了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可以看见中央一台和二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更好了。
之后，我们家就买了一个长虹的彩色电视机。家家户户生活的改善很明显，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提高。
到乡里的公路很早以前就有，但往农村延伸是在七八十年代。公路修好之后，随着政策放宽，有很多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开始跑货物贩运。当时有中山、太和、常乐三个乡镇，大家约定中山三六九赶集，常乐二四八，太和一五七。
每三天轮换一次，逢十就都休息。到了赶集这天，周围乡镇所有的人都来这里买东西，小商贩在街上摆摊，各种花色的衣服布料最受欢迎，商品经济日渐繁荣。
第二次思想颠覆：我们普遍相信中国会崩溃
等我1997年到县城读高中以后，和中国以外的事物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外国的商品开始在县城里出现了，但是很贵。比如电池，国产的电池比较便宜，一块钱一对，而日本产的金霸王电池，十块钱一对，特别特别贵。但使用的时间很长，品质可靠。
我们用来练习英语听力的随身听和磁带机，日本索尼的价钱是国产的好多倍。运动鞋，美国的阿迪达斯和耐克，也比国产品牌贵很多。这些外国货，只有家里很有钱的同学才买得起，可以在同学们面前炫耀。
西方商品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足以让处在偏远地区县城的我也感受到西方和中国的差距。
这段时期我在思想上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没有太大的变化。对我思想刺激比较大的是1999年美国轰炸南联盟大使馆这个事。
美国人在轰炸南联盟的战争中，用导弹攻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了我们的外交人员，我们才第一次强烈的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敌意和对国家的威胁。
那一年我17岁，和几个同学印发了一批传单到街上散发。传单上没什么特别的内容，无非就是把新闻报道重复一遍，并表示强烈抗议。我们在通过这种方法来表达愤怒。
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国近代以来就不断地遭到西方列强入侵。但那都是历史，这是第一次在现实中感受到国家被欺凌侵略。这种愤怒的感觉是很强烈的，我们不能容忍中华民族再次受到这样的侮辱。
一年后，我抱着这样一种感情到北京开始念大学。
刚进校的时候宿舍没有网络，上个网得跑到校外的网吧去。大一下学期，学校开始在学生宿舍里铺设网线。我在2001年上半年，跟寝室另一个同学凑钱合伙买了一台电脑，是一个台式机，放在寝室上网。
没过多久，9·11事件发生了，美国的世贸双塔遭遇恐怖袭击，大楼倒塌、死亡上万人。当时，包括我在内，全班同学听到这个消息都感觉到——美国终于被人教训了！
此时距离美国袭击中国南联盟大使馆才两年。我们都觉得美国非常可恨，但是也已经知道它很强大，拿它没什么办法。
第二天上课，同学们都无心听课，觉得应该放假庆祝。学校和官方没有任何表态，还是要正常上课。国内的一些文化名人发文章批评我们，说我们这种思想是可笑、荒谬的。恐怖袭击是对全世界文明的挑战，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中国人绝对不应该幸灾乐祸。
情况变化得很快。
没过多久，美国要报复，去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个时候我和很大一部分同学竟然完全支持美国的行动。我们的思想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觉得美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是一件非常正义的事情。
从9·11事件到美军攻打伊拉克，也就一年的时间，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会变化那么大呢？
这是因为，我们进大学以后接受的思想、看到的东西，和高中时代完全不一样。到了大学，特别是有了网络以后，接触的东西就全变了。
法学院的老师们都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其中以从德国、美国回来的最吃香，其次是英国和日本。
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法律思想，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无非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好、英国的法治传统多么悠久、德国的法律体系又有多么完善……而中国则不民主、不法治、不自由、没有人权……总之就是全面落后。
不仅课堂上老师们这样讲，网上也这么说。
那时候国内网络正在建设中，各方面的管理很松散，网上发什么文章都没人管。
现在想起来当时看的很多网络文章都是造谣，没有根据的胡说，但当时不知道，反而深以为然。
网络把中国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了。
初中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们组织过罢课。因为乡镇政府拖欠老师的工资——这在九十年代在全国都十分常见，大家普遍相信拖欠的工资被政府官员贪污或用于吃喝腐败了。
初二那年，有一天晚上我的英语老师从亲戚家吃完酒出来，被六个流氓拦路抢劫。这些人喝醉酒，抢走了他所有的钱物，还要把他丢到河里淹死。在河边被路过的人发现才未能得逞。
那帮人第二天被镇政府抓起来了，老师被打到住院，结果这批人竟然很快就被释放了。老师们认为这是走关系和行贿的后果，于是开始罢课、上访。由于教学秩序不正常，我被迫转学。
1998年大洪水，把我家的房子冲垮了。后来一直好多年，我父亲就住在学校提供的一个小房子里，没有空间再给我住。我在外面念书是住校，放假回家就临时给我找地方。
我回家一般是寒假和暑假，我父亲的学校也放假了，他便在图书室里铺了个床给我睡，好多年都是这样。当时灾民很多，我们家还算情况比较好的。
但就是这样的情况，在救灾过程中，依然出现了镇政府官员贪污救灾款、救灾物资的现象。这让我们非常愤怒，又有很多街坊参与组织上访、告状。
我考大学的时候报考法学专业，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理想，认为法律、政治这种东西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
当时我十七八岁，觉得这些东西肯定要改变，但不知道要怎么改变。我有了这些经历，又受到大学课堂上老师们宣传的、网络上文章讲的西方民主法制的影响，思想很容易就发生了改变，觉得西方的政治体制非常好，应该用它来改变中国。
我开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坏的，中国历史，也非常糟糕。
这是我自孔子从坏人变好人以后，遭遇到的第二次思想颠覆。我发现以前所相信的东西竟然又都是错误的或者虚假的。
那时候我和身边的同学们普遍相信，这个国家的体制用不了多久就会崩溃，后来的人一定会学习欧美走美式自由民主的道路。
当时我们人大法学院有几位法学泰斗，已经退休了，年轻老师嘲笑他们是“社会主义法学的最后堡垒”。在年轻一代，无论老师和学生，我感觉已经没人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法学”了。大家全都是学的西方那一套东西。
市场上类似的书也很多，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套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写的介绍美国制度的书，叫《近距离看美国》。其中有一本叫做“总统是靠不住”的，讲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